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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反割让台湾之战黑旗军在台湾血战五万日寇-【xinwen】

发布时间:2021-10-12 10:00:03 阅读: 来源:镗床厂家

刘永福(1837-1917),清末爱国将领,字渊亭,本名义。刘永福出生于广东钦州县古森洞小峰乡(今属广西壮族自治区防城自治县)一普通农民家中,其祖上世代以农为生。刘永福成长的年代,正是中国社会发生巨大社会震荡的年代。1840年,中英鸦片战争爆发,顿时间,厦门失守,广东告急,浙东沦陷。1842年,中国近代历史上第一个屈辱的卖国条约中英《南京条约》签定。自此,中国社会经济发生重大变化。1851年1月11日,洪秀全在金田村庄严宣告起义,建号太平天国。起义后,太平军在江口附近之牛排岭、屈甲洲大败清军,然后挥戈北上,攻桂林、长沙,北取武昌,又沿江东下,一举攻占南京,定为天京。在太平天国革命运动进军的推动下,遍及广西全境的天地会武装起义也迅猛的向前发展起来,刘永福也就是当时广西天地会起义中的一员著名的将领。刘永福最早投奔的是天地会旗头郑三的起义队伍,是山寨式的小股武装。而后,他离开郑三,投奔了吴二的起义队伍,吴二由于他没有建立起巩固的根据地,采用流寇式的作战方式很快被清军击败。此后,刘永福又先后投奔王士林起义军,黄思宏起义军,吴亚终起义军等。在长期的斗争中刘永福迅速的成长起来,他意识到没有自己的队伍,没有自己的根据地是无法真正成就一番事业的。1866年(清同治五年),刘永福聚集天地会起义军部众数百人在广西安德(今靖西)建军,仿当地神庙中七星黑旗为军旗,故称黑旗军。

1867年为清军所迫,避人中越边境越南一侧的保胜(今老街)山区,垦荒耕牧,设卡抽税,以为根据地。1873年11月,法国殖民主义急先锋堵布益企图以武力打通红河,搜刮我国云南矿产资源、开辟进入西南腹地新商路的阴谋受阻后,法国当局派安邺带兵180名和2艘炮舰向河内进发。在不到1个月的时间里,法国侵略者相继攻馅了河内、海阳、宁平、南定四省。越王迫不得己,派人分别往谅山和保胜请求清朝政府出兵援助。但清军无动于衷,只有刘永福挺身抗暴,亲自率军2千人,翻越宣光大岭,日夜兼程,南下抗法。11月21日黑旗军在河内郊外罗池与安邺殖民军正式开战。法军按照步兵战术,排好一字雁队,分前后两排,前排鹅步持枪瞄准射击,后蹲跪填装弹药,轮番射击,交替前进。刘永福传令全军沉着应战,先派出一部分兵力,向左右两侧运动,迂回包围。接着又出动敢死队正面迎敌,接火后洋装败退,诱敌深入伏击圈。

法军大摇大摆撞入包围圈,黑旗军将士装上刺刀,与法军展开惨烈的白刃战,打得法军抱头鼠窜,争先恐后缩回河内城。黑旗军的先锋营吴凤典尾追安邺,击毙这个不可一世的战争狂人。这一仗缴获枪械百余枝,弹药一批,取得诱斩安邺,覆其全军的大捷。这是刘永福捍卫国疆,支援友邦抗法的首次战功。而后,在中法战争中,刘永福又大败法军,取得左育、宣光、临洮大战的胜利。被越王封为三宣提督,堪称“北圻之长城”。

中法战争结束后,中法政府经多次交涉达成协议,以黑旗军回国换取法军从澎湖撤军,刘永福应召回国。在国内刘永福倍受挤压,黑旗军回国时3千人,1886年刘永福任广东南澳镇总兵时黑旗军被裁至1千人。1894年8月(清道光二十年七月),刘永福奉旨“帮办台湾防务”,率军赴台。当时,黑旗军“仅存3百余人”。他从越南撤兵回国,虽然当上了总兵,却被闲置海疆孤岛长达8年之久,一直遭到清廷疑忌,得不到信任重用。按常人心态,此时的刘永福完全可以用年老、体衰为托词,推卸责任。也可借口补充训练兵员筹措军饷装备需要一定时间为借口,拖延时间静观时势的发展。

然而,刘永福并没有这样做,他毫不犹豫,临危受命,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,“招潮勇1千名,带军饷4个月,旧枪800支”,即由汕头渡海,于9月4日抵台,驻防台南。刘永福深深懂得:“福平日有统兵之名,无统兵之实”;新招之兵“系闽浙总督伤募防厦乌合之众;仓粹成军,与之言战,诚不足以御敌耳。且侨人蓄志数十年,一旦犯我,此其平日之讲求整顿训练营伍可知矣。彼以夙经训练之众,我以仓拌之军与之言战,虽名将亦束手无策。”由此可见,他并非不度己力,不察敌情,而是置个人祸福安危于度外,以国家民族的安危为重,勇赴国难,表现了一种可歌可泣的爱国主义精神。

台湾军民反割台军事斗争展开之际,全台设防是由署任台湾巡抚唐景崧确定的。唐景崧是于1894年10月由原台湾布政使升任署台湾巡抚,替代邵友濂台抚之职。10月13日,清廷因台湾防务吃紧,令唐对全台防务进行布置,上谕称:“台湾防务极关紧要,唐景崧既经署理巡抚,责任綦重,一切事宜即责成该抚妥为筹画,并著与杨岐珍、刘永福会商布置,不得意气用事,自以为是。”[4]根据朝廷谕旨,唐景崧至翌年4月对全台作了“三路分守”的布置:“移永福于台南,会台南镇总兵万国本守南路。景崧自任守台北,自张兆连一军外,专倚广勇,命知县胡友胜(广西人)统广勇守狮球岭,而移林朝栋(所部皆台湾土勇)守中路彰化。”

唐景崧的布防具有严重的“重南轻北”的倾向,因为台北基隆,唐景崧所倚广勇皆系内地新募,由“胡连胜、陈国柱、陈波、包干臣等各募数百人,均号统领,无所系属。”由于新募广勇,均由招募者统辖,唐景崧“自出督师,同事均不谓然。”且广勇抵台后“喧抚无纪律”,不习战事。显然,台北防务力量极其单薄。台南布防力量远胜于台北,刘永福所率防军号称60营,且有大量民团驻扎。据《刘永福历史草》一书所写:“台南各处分扎军队处所:恒春统领五营区声;旗后统领二营刘成良,管带一营杨德兴;凤山管带一营叶某;东港统领三营吴光宗;白沙墩统带五营张占魁;布袋嘴统领三营某,又分统两营李韦义;宵隆圩五营,四草湖五营,另民团二十余处分驻各要塞地方。”而就保台战略全局而言,布防应是“北重南轻”。因为,台北是省会所在地,是台湾省的政治、经济中心,欲保台必先保台北,台北失必失全台。 对于唐景崧这种本末倒置的错误布防,刘永福在台湾军民反割台军事斗争开展之前,曾向唐景崧提出不同意见,主张台北重点设防,建议唐改变原议,由他在台北帮办。但唐景崧自以为是,断然拒绝刘永福的设防主张。对此,罗香林所撰的《刘永福历史草》一书中作了详细记载,他说:“光绪二十一年,日本遣各兵舰陆续进台,旋又增进巨舰。时台抚兼督办军务在台北,乃为邵友濂。缘唐景崧奏邵办理不善,奉上谕:'邵友濂撤任,台湾巡抚着唐景崧署理兼督办军务事宜。'接篆后,公往台北与薇卿会商,并偕往踏营盘人马,所布置各项,诸与意见不合。回署谭论,公曰:'中丞这个驻所,建筑不妥,且人马多有懦弱。何不我亦过来与中丞同住,更改营盘,裁去老弱,添补精壮,且得近与商量办理,岂不两有裨益耶?且中丞办理民政,日不暇给,其军政事宜,千头万绪,如丝之乱,鄙意过来相帮,尤为妥善。不知公意以为然否?'唐曰:'老兄在台南独当一面,节制南方各统领,任便行事,已成专阃;弟虽督办之名,亦不为遥制,且鞭长莫及。台南地方实为扼要,非有威望大员不足以资镇摄;老兄既系台南,毋庸再多一样思想。又况老兄顾台南,弟顾台北,南北两处皆有备敌之对付,声势大壮,谚云:先声夺人,日本岂无闻风而生畏乎?弟意已决,兄勿多疑为是。'于是公回台南。”唐景崧拒不采纳刘永福的台北重点设防主张,导致日后台北迅速失陷,从而酿成了台湾军民反割台军事斗争的最终失败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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